“安分”才能“安生”|人民论坛

说到一些官员落马,有位老纪检甚为感慨:这些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条大抵共同,这就是——不安分。

“分”在哲学上叫度。安分,就是做人做事要把握恰如其分的限度,限度之内是“本分”,超出限度成“非分”。正所谓“凡事勿过度”,人生在世,说话办事不出格破规,社会才能和睦安定。领导干部负责一方良序,自身尤当在位守规。

据《资治通鉴》记载:有人劝唐代开元名相张嘉贞买田地住宅,他说,我居宰相高位,担忧什么饥寒?如果犯了法,即使有田地住宅,也没什么用。人之基本需求满足之后,财富并非多多益善,反可能成为惹事生灾的。如果既想做官又想发财,与齐人之女“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无异。权力染上了铜臭味,是最大的从政风险。自古当官发财两条道,想戴官帽就别想鼓腰包,同时追两只兔子将会一无所获。

人生有限,为官有止。领导干部进退上下,当由组织和人民量才而用,个人应当也必须服从决定、接受安排。如果两眼向上,只盯着位置搞自我设计,围绕升官干事、干事只为升官;或者看到别人提拔了眼睛就发红,一个位子干久了心神就不宁,做出了一点成绩就居功自傲、向组织讨价还价;甚至于剑走偏锋,搞起拉票贿选、攀龙附凤、跑官要官那一套来,凡此种种都只会得不偿失,甚至自取其辱。

领导干部都会拥有一定权力。这权力无论大小,都是来自人民。为民用权,必须知边界、不可滥权,有约束、不能任性。有的人不是安分守己干工作,而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搞“我的地盘我做主”,把“班长”当家长做,把“公家”当自家管,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定、什么钱都敢花、什么规都敢破。古人告诫“人一生大罪过,只在自是自私四字”,为官者尤须兢慎,不可不讲敬畏,不能为所欲为。

做人安分,贵在安“心”。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心不越轨,才会行不出格。人为官,图的是造福百姓。葆有为民之心,才能做到安守本职、知责尽责,拎着“乌纱帽”无怨无悔埋头干事,甘当党的“一块砖”、革命的“螺丝钉”。毛泽东曾讲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多多,拥有一颗律己之心,才能追求道德的高线、严守纪律的底线,向上向善、行稳致远。进步上一时快点慢点、利益上一时多些少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修好谦让之心,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想不通”“不服气”,落入“伤心比快乐来得多”。

“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为官做人切不可私心过重、贪慕虚荣,适度方显气度,安分才得安生。

阿来、罗伟章、卢一萍对话凸凹,聊《安生》

今(19)日下午,凸凹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安生》新书首发暨分享会在成都阿来书房举行,作家阿来、罗伟章、卢一萍与凸凹就新书展开对话。

小说《安生》关注城市生活和社区治理,以别墅区居民为案例,兼及多个住宅小区的居民生态,从主人公萧不系的视角,呈现业主、物业、社区三者之间的纠葛,描绘了一幅城市社会的鲜活图景。

凸凹表示,小说创作历时五年,共24万字,是以他亲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作品。在凸凹看来,“人生就是不得安生后的挣扎、反抗、无奈与苟且”,而小说中的人,“让‘不得安生’,转化为‘得以安生’”。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反映当代城市人在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与追求。

阿来表示,《安生》的一大特点是主人公萧不系性格中的“幽默”。在阿来看来,幽默和自嘲,是人在尴尬或痛苦经历中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对幽默和自嘲的呈现,让读者从中找到共鸣。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幽默’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而不是刻意而为之的‘油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作品是合格的。”

罗伟章提到,小说中写到的房子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蜗居或豪宅,而是那些常常被普通大众讨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房子,“房子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但对房子的追求其实是一种意识的体现。这本书里提到,其实‘虚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东西,能促使人进步,但前提是不害人害己。”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它也反映了现实,甚至可以作为研究现实的一种证据。”卢一萍表示自己是《安生》最早一批读者之一,“就像是王笛写成都的茶馆一样,用文学作品捕捉到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特色。”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曾琦 编辑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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